改革开放已经跨过40年，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格局，都和40年前别如霄壤。中国自身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反映的不仅仅是全球物质力量的此消彼长，还是一个各国、各民族在发展实践中不断在思想上反思、批判，总结和预期自身发展路径，寻找自身独特性和自主性的过程。

改革开放开启的是中国新一轮现代化进程，在此过程中，思想建构发挥了隐形但不可忽视的作用。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双聘教授汪晖，以其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在思想领域受到广泛重视。围绕“开放与自主”这一改革开放的重要命题、国家和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自处的根本性问题，《南风窗》记者采访了汪晖教授。

汪晖

1959年生，江苏扬州人，当代中国著名思想家。清华大学中文系与历史系双聘教授，研究领域为思想史和当代思想文化，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死火重温》《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去政治化的政治》《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等。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何焰】

需要重新思考的现代性

南风窗：汪老师，你对现代性的反思，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那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社会活力比较强，对未来的预期也比较积极，为何你的著述中仍然有“亡天下”的忧思？

汪晖：忧患意识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从孔子时代开始就已成为一条内在线索。

忧患来源于两方面——“亡国”和“亡天下”。“国”主要是指政治体，比如一个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兴亡更替都很快。相比于王朝兴衰，孔子更关心礼乐文化、“天下”秩序的维系。“天下”包含道德、审美和文化，如果连这个也衰亡了，才是真正的“从内到外的衰落”。

所以，“忧患”是中国思想史向来的底色。到晚清时期，内忧外患，中国遭遇“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就更为凸显。当时很多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公共讨论、国家建设、政治组织、社会运动，以及后来的革命运动中来，其背后都有这个底色。

它超越了一己私利，持着“怀抱天下”的信念。它有独特性，因为中国文明或者中国历史在晚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另一方面它也有普遍性，当时的整个世界都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危机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从鲁迅开始研究这个时代，鲁迅的整个思考里面也正是包含了这样的关切。如今的时代与20世纪前半期已经十分不同，但中国思想的这一传统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重要意义。

南风窗：由于晚清以来的经历，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否像已经失落的三大文明古国那样，同样面临失落的危险？

汪晖：所有的文明都处于兴衰进程中，而且在发生转化。中国的文化和文明不会消失、衰亡，我对中国文明的生生不息是有信心的。经过一两百年、几代人的努力，它不会发生像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包括古希腊文明那样的变故。中国文明今天仍在延续，在同一个地域、人口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中国文化，依然是生生不息的，只不过这样生生不息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持续地发生转化。

问题是往哪个方向转化，怎样发生转化，这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南风窗：向现代性转化，是无可选择的方向，改革开放事实上也是这一转化的延续。在中国，说起“现代性”这个词就会联想到你，这是你的学术标志之一。不过你是在对现代性进行彻底反思的背景下使用这个词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即中国独特的现代性。

汪晖：我当年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是基于批评的态度，而不是基于规范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因为现代和现代性的概念在很多思考中逐渐被规范化，在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大家逐渐地以欧洲思想或者欧洲文明作为现代文明的基础，用一个一成不变的规范性的尺度来衡量所有的文化。我之所以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就是对这种规范与具体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进行批判。

“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包含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方面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因为现代性所代表的不仅是一套尺度，它也重新组织了我们对历史的叙述。我们对过去的思考过多受到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的现代尺度标准的影响，以一套根据近代欧洲的发展所产生出来的叙述方式，作为叙述自己历史的基础性框架和规范，我对这种态度是存疑的。

中国有这么长久的历史，这么丰富的传统，在19世纪之前依然是世界上最为繁盛的一个王朝，而且是一个文明体，它当然是有自己的历史脉络的。如果用欧洲19世纪的尺度，来把整个中国的历史重新划一遍，不进入尺度的就是负面的，进入尺度的就是可以衡量的，如此一来，大部分的中国历史就被撇在一边了。至于被撇去的中国历史中的一些因素叫不叫现代，是完全不重要的。实际上它仍旧被重新组织在我们当代生活的思考里面，组织在我们当代世界对于未来和对于自身的理解当中。

另一方面是从现实的角度看，现代性也需要重新思考。

自资本主义发生以来的一系列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观，从过去到现在，从落后到发达，所有的科学、技术，都是以发展为逻辑。我们有很多进步，尤其是在物质生活方面，但更多的是感受到了来自现代的挑战。

从16世纪最早期的“现代”开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贩奴和蓄奴制度、世界性奴役的结构，都在现代发展的过程中被不断复制，在20世纪又爆发了最空前的战争，人类前所未有地拥有了毁灭自身的能力，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了。还有当代社会的不平等、乡村和社会组织的转型和衰败、急剧的财富的分化、移民问题、战争问题等。这些问题如此尖锐，以至于如果不加以批判性地思考，那么发展的逻辑就可能是盲目的，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导向自我毁灭，或者自我破坏。

我之所以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就是因为认识到人类需要对现代性进程本身进行思考。批判性的思考不是说简单否定以发展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进程，否定全球化的进展，而是我们已经置身于这个进程内部，如果在当下再不提出批判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对自身、现实社会、全球关系以及对未来的理解，都是非常单线的。

正是单线的进化论，常常堕入到一个比较简单的所谓的现代的思考中去。其实现代思想本身是丰富的，但是这种单线论又是现代社会里面最强势的一个思考方式，它在树立了一个先进的标准之后，把其他的都排斥在另一边，这种尺度我认为是需要警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