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莫迪政府以“印度制造”和“自力更生印度”为纲领的国防工业改革，通过放宽外资准入、强化本土化率指标与扩大军售规模，塑造出“武器自给率跃升”“私营部门产值激增”“军售增长30倍”的繁荣图景。

然而，本文通过分析印度2011～2020年三版国防采购政策、审计报告及典型案例发现，这场改革成果实为“统计游戏”，政策文本的突破性设计与执行层面的制度惰性显著脱节，暴露出印度国防工业“数据繁荣”与“技术依赖”的深层矛盾。

文章原刊于《南亚研究》2025年第2期，原标题为《数字神话背后的阴影：印度国防工业自主性改革的制度困境分析》。观察者网转载，供各位读者参考。

【文/罗天宇、毛克疾】

自2014年执政以来，莫迪政府先后以“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和“自力更生印度”（Atmanirbhar Bharat）为旗帜，通过放宽外资准入、政策向私营企业倾斜和军售外交等举措，试图重构印度国防工业体系。

印度官方数据显示，印度武器自给率从30%~50%跃升至65%，国防装备基本实现在国内生产。国防生产中的私营部门参与度也不断提高，2023-24财年相较2016-17财年私营部门的生产值增长89%。国防出口也快速扩大，从2013-14财年的68.6亿卢比升至2023-24财年的2108.3亿卢比，激增30多倍，覆盖全球百余国。

这些数据被包装为“历史性突破”，莫迪在2024年印度独立日纪念活动时更是宣称“印度正在崛起为全球性国防制造中心”。

然而，光鲜数字的背后，印度国防工业却深陷“遮羞布困境”——统计指标令人印象深刻，但和实际能力的系统性缺失形成尖锐矛盾。

例如，“光辉”战斗机虽被印度标榜为“国产典范”，但其发动机、雷达和机载弹药等关键子系统仍依赖进口，国产化率不足60%。

莫迪此前曾搭乘“光辉”战机升空。

再如支撑印度军售增长的明星武器存在两种典型模式，一类是与外部大国合资研发的项目（如俄印联合开发的“布拉莫斯”导弹），印度在这类合作中缺乏独立的技术标准制定权与完全的出口决策自主权；另一类是面向特殊市场的交易（如对毛里求斯出口的近海巡逻舰），其订单依赖特定地缘关系或援助性质安排，难以形成可复制的市场化出口模式。

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私营部门虽依靠政策扶植入场，但承接订单集中于低附加值环节，难以打破印度国防公共部门（Defence Public Sector Undertakings，以下简称DPSU）等军工复合体与跨国供应商的业务垄断。

“数据繁荣”与“技术依赖”的矛盾揭示了印度国防工业改革的深层结构性困境：防务压力驱动下的“引进—仿制—表层自主化—依赖”恶性循环。

印度面对边境冲突压力和大国地位焦虑，通过“许可证生产”快速填补装备缺口，却因技术消化能力不足陷入“引进仍落后”的怪圈。然而，莫迪政府为满足内政宣传需求，实质上默许甚至推动“表层自主化”——通过放宽外资限制将跨国军工企业的本地组装业务包装为“国产化突破”，但实际上却没有突破跨国军工企业构筑的隐性知识技术壁垒。

在此背景下，印度国内军工复合体与军政两界形成共谋，阻挡私营部门参与，进而干扰莫迪政府国防工业本土化政策的落实，以此维持既有利益分配格局。最终印度国防工业改革沦为“统计游戏”：既无法摆脱对美国、俄罗斯、以色列和法国等国的技术依赖，更暴露其“全球军事强国”野心与研发制造能力赤字的致命脱节。

本文从两部分具体讨论印度国防工业的发展困境：

一是对比分析印度2011年至2020年三份国防采购程序规定，以此定位莫迪政府的改革目标；并利用印度主计审计长公署（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of India以下简称CAG）报告等文件，通过实际案例分析印度国防工业政策目标和实际执行之间的显著落差。

二是分析造成这种落差的制度原因，探讨印度国防工业发展的限度，并为理解新兴经济体国防工业改革的共性复杂问题提供有益的切入视角。

一、既有研究评述

在美国和中国之外，印度可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防科技和工业基础（Defence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Bases，DTIB），主要包括国防部下辖的9家大型国防公共部门企业（DPSU）和41家军工厂（Ordnance Factories）以及约70家私营企业。此外，印度国防部主要研发部门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ef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以下简称DRDO）也下辖50多个实验室和专门科研机构。

然而，印度庞大的国防工业部门却始终无法满足其自身国防需求，长期蝉联“全球最大军火进口国”地位。为了扭转这一局面，莫迪政府2014年在“印度制造”倡议下推出一系列涉及国防工业的改革措施，因其涉及地缘战略、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的交叉属性，近年来引发广泛学术讨论。

总体而言，评估莫迪政府国防工业改革成效的观点可分为三类。

一是技术民族主义视角下的乐观叙事。

一些学者将技术民族主义定义为“将技术创新和能力直接与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联系起来的思维”。由于军备事关国防安全，技术民族主义主张国家应尽可能在武器生产领域实现自给自足。例如，理查德·比辛格（Richard A.Bitzinger）提出，技术民族主义冲动源于印度希望实现战略自主，并追求更大的地缘政治目标。

然而，这种视角往往过于宏观，且倾向于抬高莫迪国防工业改革的政治意味，特别是一如既往地将印度国防工业发展作为印度维护战略自主、提高国际声望、标榜自我形象等的指征，因此往往做出过于乐观的成效评估。

例如，这类叙事通常高度依赖政策文本与官方数据，认为莫迪政府“印度制造”政策已成功激活私营部门、放宽外资限制提升本土化率，成为印度国防工业的“转折点”。再如，这类叙述还主张，印度还可借助日益强大的本土军工能力，路身全球军售市场。这类叙述的核心逻辑将印度国防工业发展归纳为“政策创新”“市场激活”“能力跃迁”三阶段。

二是制度批判视角下的效度解读。

这类观点聚焦莫迪政府的体制性改革，包括莫迪政府2019年年底任命印度有史以来首位国防参谋长（Chief of Defense Staff），并在其领导下成立致力于推动国防生产本土化的军事事务部（Department of Military Affairs）。同时，有学者认为，这种体制改革能够缓解作为乙方的印度军队与作为甲方的印度国防企业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不断滋生信任赤字，阻碍印度发展本土国防工业。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莫迪政府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印度军工发展面临的制度困境：一方面，传统国防公共部门企业面临利益冲突，极力抵制变革；另一方面，DRDO因为不含生产实体，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此外，莫迪政府仍像以往一样无法将商业技术融入国防部门，同时也无法运用信息技术优势反哺国防工业发展。

总体而言，这种视角强调印度军政官僚体制的路径依赖与利益集团的阻挠限制了莫迪政府改革的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