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毛克疾】

今年6月，印度内政部正式宣布，将于2027年3月完成全国性人口普查，并史无前例地将“所有种姓”信息纳入问卷。这一决定意味着，自1931年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最后一次成功进行种姓人口统计之后，印度将在时隔近百年后首次系统摸清全国种姓人口的真实面貌。

目前这一决定已引发印国内外广泛讨论，毕竟种姓制度无孔不入地影响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还触及更深层的文化和历史议题。新一轮的全国种姓普查，不仅影响未来种姓政治与社会公平的走向，也将对印度大政方针和经济前景产生深远全面的影响。

一、种姓制度与现代困境

种姓制度源于古代印度婆罗门教的瓦尔纳体系。在理论典籍层面，人群被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大“瓦尔纳”，再加上“不可接触”的“达利特”贱民群体；而在现实层面，人们则更多按照习惯、职业、血缘等分为更细碎的数千个“阇提”的亚种姓。

现实中，印度的种姓可能有成千上万个

尽管印度1947年独立后，宪法禁止种姓歧视，并通过配额制等“肯定性政策”试图纠正“历史性不公”，形成了包括表列种姓（SC）、表列部落（ST）、其他落后种姓（OBC）等法理上受到优待的低种姓群体。然而，在印度尚未经历暴力革命和彻底改革的背景下，种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基石制度，其影响依然根深蒂固。

根据惯例，印度每十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作为选区划分和资源分配的基础依据，但原定于2021年的人口普查因疫情推迟至今仍未启动。

印度独立以来，无论执政的是印度人民党（BJP）还是国大党（INC），历届政府均回避全国性种姓普查，唯恐种姓本身的复杂性和种姓问题引发的争议进一步激化矛盾、撕裂社会，甚至动摇现代印度的立国根基。例如，印度官方长期不愿公布OBC确切人口比例，政策意图就是为了避免扩张配额制度。

从这个角度看，莫迪政府近期选择打破惯例引入对“所有种姓”群体的统计，是一个重大政治决策。

根据印度内政部的说法，进行种姓普查是为了准确掌握各类社会群体的结构与分布，以便为未来福利政策、教育资源、财政转移、就业计划等提供数据支撑。这种“数据驱动治理”的逻辑在理论上合理，但其真正动因与潜在后果远不止如此——这背后至少还有三重压力。

二、推动普查的现实动因

首先，莫迪政府推动种姓普查，是对近年来印度内政变局的直接回应。

在2024年大选中，印人党虽然赢得连任，但席位大幅下滑，且未能实现单独多数，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在北方邦、比哈尔邦等OBC人口密集地区表现不佳，特别是在传统中低种姓群体中的支持率下降。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国大党牵头的在野党联盟“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INDIA）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人口占多少，权利给多少”的动员口号，获得大量中下种姓支持。

这种基于规模的平权诉求严重挑战了印人党标榜的“发展优先”叙事，直接推动印人党更加严肃对待中下种姓群体有关代表性与资源分配的要求。莫迪政府正在筹备将种姓数据与身份识别系统（Aadhaar）、社会福利卡等数字身份整合，以形成跨部门的分层治理数据库。这种数据治理思路，将种姓普查从政治禁忌转化为精准资源分配与财政计划编制的变量。

胜选后的莫迪在印人党总部向支持者发表讲话。 图自《纽约时报》

其次，即使莫迪政府按兵不动，各邦也已开始各自行动。

例如，种姓议题影响力巨大的比哈尔邦早在2023年就已完成邦内的种姓排查，其数据显示OBC和处境更加恶劣的“极端落后种姓”（EBC）合计人口占比高达63%，远高于全印配额的27%。此后，马哈拉施特拉邦、奥里萨邦、泰米尔纳德邦也纷纷提出希望进行地方种姓普查，并争取扩大相应的配额。

在这种局面之下，如果印人党和中央政府不统一开展种姓普查，就有可能因为缺乏最新数据，失去政策主导权，导致种姓政治的议程控制力被地方碎片化势力所分食。面对反对党的地方攻势，印人党选择“抢占议题”，通过领导种姓普查强化莫迪政府“亲下层”形象，而普查数据可用于扩展针对中低种姓的福利方案，包括额外配额等，从而巩固支持。

最后，莫迪政府行动也受到制度性时间表倒逼和催化。

根据印宪法规定，全国议会席位划分被冻结至2026年，此后必须依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重新分配。如果按照此时间表重划议席，未来十年各邦议席数量、政党权力结构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的基础将受影响。换言之，人口数据是否包含“种姓信息”，会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未来十年资源分配逻辑。

因此，印人党希望尽可能控制数据主动权，避免发生打破50%配额上限的激进改革，并将种姓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挂钩，弱化在野党单纯基于规模的种姓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