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较真了，他和张维迎有关产业政策方面的争论，进入了第二回合。

8月份，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在多个论坛发表演讲，炮轰产业政策，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强调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有这个奢望。

随后9月13日，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发表文章，观点旗帜鲜明，与张维迎教授针锋相对，“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际，不用产业政策的。”观察者网9月14日曾经发布两人的文章。

不过，中秋期间，张维迎又发表文章回应，指出了“林毅夫在产业政策上的四个错误”。随后，针对张的批评，林毅夫也发表文章作出回应并进行逐条反驳。 这对老冤家的争论进入第二回合。

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位教授进一步就产业政策作用分别发出四点批评与回应，两人从各自角度阐释“后发国家保持长时间持续增长的原因；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是否存在矛盾；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之间的矛盾；以及讨论重新思考战略与体制的关系。”观察者网为读者朋友们分享如下。】

林毅夫：政府不解决问题 企业家精神也无法发挥

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影响，而是政府支持的科学家推动的，政府部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专利制度的建立也是政府的工作。如果说中国落后是因为没有自由，我觉得这个解释没有抓到现代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

林毅夫（资料图）

张维迎教授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之所以发展不好，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自由。

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自然经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是相当自由的，当时政府的力量对生产没有多大影响，基本上就只是收税，但仍然发展不好。

此外，从欧美等国的经历来看，工业革命的产生与企业家精神有关，但是它还有赖于基础科学的革命和产权制度的建立。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影响，而是政府支持的科学家推动的，政府部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专利制度的建立也是政府的工作。

如果说中国落后是因为没有自由，我觉得这个解释没有抓到现代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

第二，张维迎教授认为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我觉得比较优势有静态和动态之分，在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时，政府的作用很关键。

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的禀赋结构会发生变化，一些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得符合比较优势，这时就需要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变化，既会面临很多外部性的问题，也会面临很多协调的问题，比如对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法律服务的要求会相应变化，这些变化不是单独企业家能够做的，必须要由政府协调不同的企业来进行，或由政府来提供。

第三，张维迎教授认为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国富论》里面没有提到，但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熊彼特做了深入的阐述。

不过，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层面的创新，或者技术运用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建立在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之上，而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大多是政府支持的，即使美国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以大家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为例，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的计算技术的研发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上的，乔布斯的天才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政府对基础科研的预算支持是有限的，需要有战略性的选择，哪些支持，哪些不支持。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

潮涌现象的出现不是产业政策导致的。如前所述，上世纪90年代美国没有互联网的产业政策，同样有互联网的潮涌现象。我同意大部分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我们要避免产业政策的失败，也要避免没有产业政策的失败。所以，应该研究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能够成功，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要做的贡献的地方。

最后，张维迎教授认为国家发展战略侵犯个人自由。我的观点是，在结构变迁过程当中，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解决问题，不对基础科研、基础设施、教育、金融等进行完善，那么企业家精神也发挥不出来。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对的，其实能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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