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先生做客春秋研究院和观察者网，作“中国舆论的现状及媒体的责任”主题演讲，并分享其近30年的从业心得。胡锡进从当前中国舆论现状谈起，内容涉及《环球时报》的定位、媒体的责任、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及当前中国的“复杂性”。观察者网整理演讲录音，全文刊发如下：

胡锡进做客观察者网

今天我来就是给大家汇报一下《环球时报》的情况，也谈一点我对目前舆论场一些问题的粗浅认识。主要还是多交流。

首先说媒体。从我的角度，因为《环球时报》现在选择了一个位置，在我们这个位置能看到中国媒体的一些现象。整体上来说，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某些市场化的媒体应当说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而且某些媒体站到政府对立面的程度，超过了一般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甚至处在逢官必反、逢警必反的情况。这确实是中国一个特殊的现象，也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我不知道这会持续多久，但这应当说不是很正常的。

应当说在十几年前，批判性力量的作用是非常正面的，开了中国媒体现代批判的先河，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媒体从西方学了一些东西，这种引进是中国社会前进所必须的，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应该说还是很大的，对社会起了正面的推动作用。对于媒体开展批判，打破过去表扬和自我表扬的媒体僵局，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后来出现了一种情况。批判性力量往往是发行的成功者、广告的成功者，是经营的一面旗帜，是媒体作为企业经营成功的一个榜样。这对媒体起到了示范作用。作为媒体，你想成功，你要怎么做？要批判。不能像过去的党报那样办。所以批判性力量逐渐地越来越多。

那么大家都去批判，然后发行量、广告也就多了，就出现了一个繁荣。接下来就会出现大家的竞争。我管这个叫“批判竞争”，想通过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批判，获得影响力、发行量。这种竞争就会带来变形的东西。

逐渐地，有些人开始为批判而批判，极端的批判就开始了。在中国，很多人变相地理解了那句话，就是说媒体必须要批判，只有批判，媒体才有意义，知识分子就是为了批判而存在。这句话实际上是非常片面的。知识分子首先是对国家的责任，这个责任表现在多方面，不能仅仅是批判。

这就形成了一种极端。这种极端的舆论场甚至会把一些个人推到特殊的位置上，在那儿只能批判，不能说别的。所以舆论场分裂了以后就形成了这种批判竞争，逐渐形成了这种局面。中国确实有很多地方没有做好，但是没有他们说得那么坏。应当是我说的“复杂的中国”。

互联网后来也参与到“批判竞争”中。某些商业网站，没人管，而且技术上管不了它，造成了在这种竞争中，传统媒体全部失败了。赢家是互联网，微博。

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我们过去的官媒。过去的官媒在市场竞争中逐渐退出来。它们主要影响高层、官员，从他们身上看出中国的政治走向，来揣摩中国官方的一种态度。但是它们对于媒体直接的、日常的影响力在下降。

现在官媒诞生一些微博。这些微博，比如人民日报微博，是有影响力的，他们也在寻找一定的出路。像中央电视台，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官媒在特别尖锐的问题上，嘴有点张不开。所以现在也面临了一些问题。

另外还有一批典型的媒体，比如说《环球时报》。我们就走到了另外一个方向。我们的定位就是实事求是。我们尽量——但是做不到——摆脱价值先行、立场先行。我们每天都在提醒自己，至少在表述上，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另外，我们在做报道时，以事实为依据。我们特别强调实事求是。我真的发现，实事求是确实很难做到。但这真是一种理想。我们要想做到实事求是，得坚持。你周围很多人会打击你，他认为你不是实事求是。为什么《环球时报》现在这么难？其实我们总是想实事求是，但是实事求是的原点被移动了。什么叫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前提，你必须批判政府。而《环球时报》没有站在绝对批判政府的对立面的位置上，所以大家觉得这不是实事求是。

但客观地说，《环球时报》有一定的难处。我们在做，我们首先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别人老问我，你是官媒吗？外国人老问我：Are you a state media？我就都跟他们实事求是说。我把我的嘴张开了。我在报纸上、互联网上，都这么说。

我说，第一，我是人民日报任命的。人民日报是官方媒体，它任命我，它也能随时撤了我。所以人民日报肯定会影响我。

但是还有第二点，我这报纸在市场上卖，老百姓花钱买我的报纸，官方不帮我订阅，完全是我自己去搞，官方一点儿都不管我，对我发行的支持度是零。完全靠我自己在那儿拼命地把报纸发行出去。你得写得好，老百姓得支持你。报纸发行量多了，才会有人给你投广告。我完全在市场生存，必须听老百姓的，必须全心全意为大众服务。如果不这样的话，我肯定就死定了。

这两把鞭子抽我，我这一陀螺在那儿转，“叭”这儿一鞭子，“啪”那儿一鞭子。为什么我能生存下来？为什么我这总编辑当了八年了，还没撤了呀？根本的原因是，共产党和老百姓没有离得那么远。他们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如果他们俩真的是一个对立的关系，真的是你死我活的，我肯定完蛋了，我必须投靠一方。我之所以能“左右逢源”，是因为他们俩的对立是表面的，不是真正在利益上是对立的。这是我琢磨出来的一种东西，我体会到了它，所以我才能这么做。我在做的是，增加政府和老百姓的沟通渠道，帮助他们沟通，而不是制造他们的对立。

如果只有批判性的力量，可能在官方和老百姓之间就会不断积累对立。在这个问题上就和做人一样。比如，一个单位，有个大头儿，有个小头儿，两人关系有点问题。这时候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见到这头说那头坏话，见到那头说这头坏话。这是一种生存之道。还有一种人，见到这头说那头的好话。比如一个正手对一个副手特别不满意，你见到副手就对正手说，那副手特尊重您，他老跟我说要我多向您汇报，多听您的话。这正手就对那副手高兴一点儿了。见着副手，你说咱们那头儿老说让我们向您汇报，他非常重视您，他心里舒服一点。

这是两种做法。第二种做法的人，结果大概比第一种做法的人要好。这就是做人的东西。《环球时报》实际上做的是第二种人。你把两者对立起来的时候，不符合两者的利益，不符合国家的利益。所以我们能做些沟通就做些沟通。当然，我们不是天天在那儿沟通。而是说我们有一个总的概念，不会代表人民处处抨击政府，或者代表政府处处指责人民。我们觉得他们两者是一体的。

我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共产党，八千多万共产党员，这么大，差不多每个阶层都和中国人有关系，你愣是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的某个党是一个东西？它不是。我不太懂理论，我没有学过政党学，但是直觉告诉我，中国的共产党和外国的政党不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西方意义的政党。共产党是国家的一种动员机制，是国家遴选先进人物的一种机制。和西方的政党，找一帮人代表一帮人利益，然后形成几个政党，代表不同利益，然后他们之间掐，最后选出来一个执政党。所以你愣是说共产党和人民是对立的，它不符合一种基本的东西。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话都在那儿瞎传，瞎说，我觉得好多都是假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大家都相信这是真的了。前两天看到一个东西，就是说1840年，清朝末年的时候，说中国的GDP是全世界的一半儿。我就不信。我说肯定是假的。然后现在到处说。我们就凭常识，中国当时的人口没有世界一半儿多，比世界一半儿低得多，然后生产力比西方差那么多，就生产点儿粮食、丝绸。别说俄罗斯当时是什么样。你看《母亲》里面写的俄罗斯，上世纪初的时候，当时什么样啊？那工业化到什么程度了？《母亲》里工业化乱七八糟的样，就跟中国办乡镇企业那时候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都是假的。

所以中国有好多假的东西。我感觉《环球时报》挺努力地在做，但是我们不被理解，不被互联网上那种舆论理解。对此呢，我也认。因为互联网上有些东西不是社会真实的舆论。以《环球时报》平时写稿时的真诚劲儿，我觉得虽然我们不能保证里面百分之百全是真的，但是我们确实很努力在说真话。但我们也承认，有一部分真话我们没有全说出来。做《环球时报》，我们在不断地开拓，我们在一点一点往前拱，扩大我们说话的空间和说真话的深度。我们不能一下子到那一步，一下子到那一步的话，把我们卡死了怎么办？我们说的话得让官方能够接受。我不指望官方高兴。让老百姓也能够接受。在那中间说我们最想说的真话。所以我们经常用双否定。“未必不是”，没办法，你要是正着那么一说，话显得太强烈，官方接受不了，老百姓接受不了，所以加上一个“未必不是”。老用这种办法。这是没办法的，中国现在痛快不了，说话得小心翼翼，又憋不住想说，说了又怕人说，前怕狼后怕虎，患得患失。

但是我们在价值观上非常明确，我们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这个词我说得非常理直气壮。打开任何一本国际关系学的书，里面充满了国家利益这句话。你看基辛格的书，他恨不得每一页都出现国家利益这个词。在中国怎么就不能提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所以舆论场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生态：批判。《环球时报》现在走了另外一条路，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走通。现在也遭到了人家不少批评，我们也得忍着。不要对各种批判产生对立的情绪。他的批评或许有他的道理，从他的价值观，从他的利益角度。我们听着就得了，尽量少跟他直接对骂。但是我们坚持我们的看法，坚持说我们的话。这是我们对目前舆论现状的第一个大的判断。

第二个，舆论出现这种竞争，出现了站到政府对立面的情况，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刚才我说的是一种现象。路径是怎么发生的？这能不能通过媒体自我来调解，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做不到。我总是跟官员们说，解决中国媒体的问题，不是解决媒体自身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官的问题。媒体的这种现象还是因为政府的一些做法出了问题，造成了舆论界的混乱。

根本的是什么？第一，共产党应当说做得很了不起。共产党的这帮人真是世界的能人，也是中华民族折腾了多少年，碰到了这么一帮人。从毛泽东开始，还遴选出了一批优秀的精英，把中国带到了中国的今天。我老说中国挺破的挺烂的，中国没法儿住了，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个国家居然能够这么快地发展。我觉得世界上要是真有上帝的话，这上帝肯定是中国人。要不然中国这么多问题，怎么能够发展这么快，8%、9%，就是空气差点。

空气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这肯定是我们自己搞糟了，没把握好节奏。到哪儿都看到修桥修路修房子，根本原因就在这儿。我觉得建设规模太大了，不仅扬尘，扬尘只是一方面，另外我们需要很多钢，需要很多水泥，这些东西全是重污染。中国必须把这阵儿过去了，中国的尘自然就下来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然会解决一些问题。我们放慢一点发展速度。因为大家有一个承受力，可能大家承受不了。取一个最佳值。这不是一个我们要或者不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最佳值的问题。我们不要发展了，我们只要蓝天了。光有蓝天？去肯尼亚最好。我刚从肯尼亚回来，那真是蓝天白云啊，太美了。最好到那野生动物园里住去，那儿尤其好。可是你不会去。你还会在城市里，你还是要现代化。又要现代化，又要蓝天，我们就需要“极值”。其实现在中国社会要的就是那个“极值”。老百姓真的是鱼和熊掌想兼得。这就是中国社会现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过一段就会解决。

我们现在的发展做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共产党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最初的不自信，刚建国的时候，这种不自信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喜欢把自己说得比自己实际上稍微好一点。它其实应该把自己说得比自己实际好的程度稍微差那么一点儿。做人也这样。中国文化就是这么一种文化，自谦一点。在生活中我们都懂，共产党官员也懂，要低调、低调。也不知怎么的，一站到讲台上，就高调了。造成的结果就是，让人觉得共产党是自吹自擂。所以话里永远是漏洞百出的。这个问题需要根本解决。就是共产党需要会说话。好话要让别人说。一个人一定是有毁有誉的，共产党的问题在于，把那七分好话都自己说了，剩下三分坏话都留给了微博、互联网。这是我们的一大问题，我们的宣传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共产党确实要加强改进，尤其是腐败和官僚问题。如果保持现在这个样子不改变，就不是我们媒体能够改变的。所以必须自己改好。光靠口舌之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共产党在现实中做一些自我解决，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腐败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也写过一篇《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舆论上就全骂我们，说胡锡进宣扬“适度腐败”。其实适度腐败这个词儿就没有。

不是“适度腐败”，而是一方面确实要治理腐败，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对中国解决腐败现实道路的认识。解决腐败怎么解决？现在不是有三句话嘛，要让腐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敢腐就是拼命打，拼命抓，让他们不敢腐。我觉得现在基本开始发挥作用了。各种监督，而且老百姓已经形成了一种声势。不能腐，就是要各种各样的机制。把这机制建起来，你就不能腐了。不想腐，这是最难的。得用一种其他的利益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得有一种利益机制，让他觉得腐败没意思。比如说廉洁年金，提高公务员合理的待遇。现在中国公务员的合法待遇低得，真是人民公仆。但是灰色收入太大。从长远看，中国一定会走上这一步：压缩灰色收入，但是增加合法收入。

这也需要舆论逐渐认识到这些东西，让舆论支持国家对反腐机制的改革。另外，对于中国社会依然会存在一定的腐败，让公众给予正视。就是不要腐败一出来，一个村长的腐败，就扯到共产党的问题上去。现在不是有这种趋势吗？出一个村长换人，出一个城管换人，全是共产党的事。觉得是官方欺压老百姓。这样是不行的。所以要正视这个问题。无论我们怎么打击腐败，最后腐败还是会出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打腐败，一方面改革，一方面增加舆论的理解。需要这几方面一起解决，齐头并进。一方面把腐败给解决，同时也要解决舆论在这个问题上与党和政府的尖锐对立。

前一段时间，互联网汹涌的那种气氛把一些官员给吓住了。民粹主义很厉害。大家都有点儿向民粹主义投降了。大家都不敢说话，或者一说话都是讨好民意的话。这也助长了舆论场上的这种氛围。造成中国现在的民粹主义在舆论中非常突出。我觉得现在中国是全世界民粹主义最强烈的国家。哪个国家都没有这样。比如说美国，美国现在民粹主义根本没有什么立足之地。美国的舆论完全由精英把控，舆论反映的是精英层的利益。中国的舆论不是。其中出现了一些精英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去联合民粹主义。其中有一些精英是投降民粹主义，利用民粹主义向他的政治、目标的对立面进行攻击。

而且民粹主义在中国好像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环球时报》前两天就开始剖析民粹主义，连续推出一系列文章。其他媒体也开始跟进。我觉得几头都开始批判民粹主义的话，时间长了会有好处。中国如果被民粹主义主导，会是非常糟糕的。因为民粹主义宣扬的是绝对的平等，绝对的公平，只解决分配的问题，不解决创造。在分配的问题上其实特别简单，只要去迎合大多数人的想法，就一定会在舆论场上占得先机，站到道德高地上。而创造是很难的。谁来解决创造的问题？谁来解决发展的问题呢？

共产主义和民粹主义也有点共通之处。1945年打走日本人，国民党430万军队，共产党100万军队，国民党装备非常先进，共产党是小米加步枪。怎么就把国民党给打败了？共产党就派了几个工作组到农村去，把“土豪”的土地给分了。分完了“土豪”的土地，跟农民说，国民党要来抢你的土地。你们跟着我走，把国民党打跑了。就跟着共产党去打国民党了。几年的时间就把国民党给打败了。所以像淮海战争，怎么共产党50多万就把国民党70多万人给打败了？就这么简单。国民党就这么70万军队。共产党是有500万民工给他们送弹药、送粮食。国民党既没弹药又没粮食。国民党能不败吗？怎么能打得过共产党？所以民粹主义如果被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真正地发动起来，那么这种政治力量一定会在这个国家取得优势地位。

现在民粹主义主要还是在互联网上流传。互联网上有一些失败的人去表达不满，把他们团结起来了。但在生活中，他们没有优势。农村这几年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生活变好了，不交农业税了。现在你看医保。我听一个刚刚去重庆回来的同事说，重庆人看不了医院了。为什么？全被农民给占了。因为农民过去不来城里看病，现在有了医保，全来城里看病了。上海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国家开始逐渐逐渐地平等了。农民稳了，这个国家乱不了。

现在中国有些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不愉快，不舒服。但是基层老百姓还是觉得国家不错。有些退休的老人，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像我母亲，拿最低的退休金，也有将近500美元。比莫斯科人的退休金都高。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很了不起。我们跟东欧比还没法儿比，但是它家底厚，他们的房子都是多少年前建的，不用现在再怎么折腾。中国人现在有一个特点，我们现在再逐渐地赶上他们。甚至局部地区，比如说上海，很有可能你们的收入超过了圣彼得堡、莫斯科。如果我们继续发展下去，将来这个国家会是充满希望的。

但是让舆论认识到这些是非常难的。尤其是现在，舆论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这些舆论从业人员在各个城市基本上跟“蚁族”差不多。过去做媒体的人都是有级别的，都是干部，跟国家公务员是平级地位，也有社会地位，收入也不错。现在呢？媒体人是什么样的境遇？这样的境遇，我们老跟领导们反映，如果你们不解决这批人的问题，把他们都推到了体制之外，他们不批判不发牢骚，干什么去？这样是一大批的力量。所以听说现在有些领导开始当时的文化体制改革，把一些文化人、媒体人，都赶到体制之外，现在很多人在反思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往回走又走不动，不好走。我认为中国的媒体现在有点儿太多了，媒体的从业人员也太多了，而社会没有这么大的需求。整体上供大于求。所以造成现在媒体广告不足、发行艰难，大家都在拼命地挤。造成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腰弯得低低的，见到什么人都抬不起头来。见到官员，我们没人有地位；见到老板，我们没人有钱。所以大家一肚子气。

综合起来，我这么看，再做点价值评价。我认为互联网、中国舆论现在多元化总的来说对国家是一种进步。我们的舆论场，我们的微博，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打击了很多官员腐败的嚣张，而且使得国家有了改革的推力。这是正面的因素。但是什么事情都有度。如果它向前走得过远，就会从正面推动因素变成负面的破坏力。中国是非常讲究度的国家。中国和别的国家不一样。小国太小，它可以跟着一个人跑就行了。中国太大，有各种力量，而且这个国家一旦偏向一个方向，要再往回拉就很难。中国一定要保持一种平衡，这是最重要的。

我总认为中国是由合力推动的，当然有了多元化就得有合力，自由派声音特别大，必须有其他力量出来平衡。必须有这种声音，否则舆论就失衡了。有了几种力量，有一种极端必然会产生反向的极端。或者反向相对尖锐一点，这是客观现实，也是一种需求。

比如前段时间批判性力量太强，环球这边话就说的比较重。现在批判性力量被（稍微）压住一点，官方媒体声音开始强了一些，社会对我们声音的需求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大的立场肯定不会变化：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具体到每篇文章的措词要有微调，没有是不行的。周围人说话的环境变了，同样一句话不可能到处说。要表达同样的思想，见到不同的人，语言就要发生微调。同一篇社论，我们的英文版，对着外国人说话，跟我们中文版就会有所微调，但意思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的多元化继续走下去，中国舆论场的平衡非常重要。社会不能仅有一种声音，政府的声音应该是一种主导声音。在政府之外，不应当有一种声音处于绝对的优势。如果发生了，我是反对的。

《环球时报》也不是绝对的声音，我们仅仅是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我们也是一面旗帜，但不是唯一。我们也不认为我们能真正代表人民，我们代表自己的编辑部，另外我们揣摩着人民的想法，代表着中国主流社会的利益。

当然我们也知道主流社会也有很多人批评我们。我知道的，有的大学校长抨击我们，认为我们左。我想咱们大家来一起做出努力吧。

谢谢大家。